唐宣宗下

唐宣宗下 (第1/2页)

六
　　
　　古今之亡国者，有二轨焉，奸臣篡之，夷狄夺之也。而祸各有所自生。夷狄之夺，晋、宋是已。君昏、将懦、兵弱而无纪，则min虽帖然图安，乃至忠愤思起为之效命，而外逼已危，不能支也。奸臣之篡，则不能猝起而遽攘之也，必编民积怨，盗贼繁兴，而后奸臣挟平寇之功，以钳服天下而奉己为主，汉、唐是也。张角起而汉裂，黄巢起而唐倾。而汉则有公孙举、张婴以先之，唐则有鸡山妖贼、浙东裘甫以先之。一动而戢，再动而嚣，三动而如火之燎原，不可扑矣。
　　
　　唐之立国，至宣宗二百余年，天下之乱屡矣，而民无有起而为盗者。大中六年，鸡山贼乃掠蓬、果、三川，言辞悖慢，民心之离，于是始矣。崔铉之言曰：“此皆陛下赤子，迫于饥寒。”当是时也，外无吐蕃、回纥之侵陵，内无河北、淮蔡、泽潞之叛乱，民无供亿军储、括兵远戍之苦，宣宗抑无宫室游观、纵欲敛怨之失，天下亦无水旱螽螟、千里赤地之灾，则问民之何以迫于饥寒而遽走险以自求斩艾乎？然则所以致之者，非有司之虐害而谁耶？李行言、李君奭以得民而优擢，宜足以风厉廉隅而坊止贪浊矣，然而固不能也。君愈疑，臣愈诈，治象愈饰，奸蔽愈滋，小节愈严，大贪愈纵，天子以综覈御大臣，大臣以综覈御有司，有司以综覈御百姓，而弄法饰非者骄以玩，朴愿自保者罹于凶，民安得不饥寒而攘臂以起哉！
　　
　　小说载宣宗之政，琅琅乎其言之，皆治象也，温公亟取之登之于策，若有余美焉。自知治者观之，则皆亡国之符也。小昭而大聋，官欺而民敝，智攫而愚危，含怨不能言，而蹶兴不可制。一寇初起，翦灭之，一寇踵起，又翦灭之，至再至三而不可胜灭，乱人转徙于四方，消归无地，虽微懿宗之淫昏，天下波摇而必不能定。宣宗役耳目，怀戈矛，入黠吏之囮，驱民以冻馁，其已久矣。至是而唐立国之元气已尽，人垂死而六脉齐张，此其候矣。
　　
　　七
　　
　　韦澳者，以藏身自固为道者也，异于贪进病国、徼幸危身之鄙夫远矣，而不足以谋国。宣宗屏左右与商处置宦官之法，而澳曰：“与外廷议之，恐有太和之变，不若择其中有识者与之谋。”此其为术也甚陋，澳之识岂不足以知此之非策，而云尔者，不敢身任其事以自全而已矣。
　　
　　太和之变，所以主辱而臣死者，李训、郑注本无藉小人，舒元舆、贾皆贪庸为朝野所侧目，与宦官以机械相倾而不胜，其宜也，而岂宦官之终不可受治于外廷哉？舍外廷而以宦官治宦官，程元振尝诛李辅国矣，王守澄尝诛陈弘志矣，是以毒攻毒之说，前毒去而后毒更烈也。
　　
　　盖宦官之乱国而胁君也，与外廷之小人异。小人诛则其党亦离，能诛小人者，即不必为君子，而亦惩小人之祸以反其为者也。若宦官则自为一类，而与外廷争盈虚衰王之数，其自为党也，一而已矣。勿论进而与谋，谋之必泄，祗以成乎祸乱；即令抒心尽力为我驱除，而诛彼者即欲行彼之事，天子恃之，外廷拱手而听之，后起之祸，倍溢于前，又将何所藉以芟夷之哉？故曰其术陋矣。
　　
　　夫天子而果欲断以行法，诛不顺之奄孽，正纲维以自振也，岂患无其术哉？外廷非尽无人也，即如李文饶者，优游讽议而解诸道监军之兵柄，则使制此刑余也，优有余裕，而摧抑之以向于死。充位之大臣，则为白敏中、为令狐绹、怀禄固宠之鄙夫，既阴结内援，而不敢任诛锄之事；使其任之，又舒元舆、王涯、贾之续耳。
　　
　　盖其炫小明而矜小断，以纤芥之嫌疑，为转眄之刑赏。其以为慎**者，匹夫之吝也；其以为察吏治者，老妇之聪也。佞人亟进而端士离心，故仅一守正之韦澳，而唯计全身于事外。如使推诚待下，拔功业已著、才望可委之大臣，修法纪以饬中外。
　　
　　乃下明诏，申太宗之禁制，废中尉之官；以神策之军授司马，革枢密之职；以机要之务归中书，夺其所本无，而授以埽除之常职。是天子大臣所可昭昭然揭日月以行者，廷臣莫敢异议，百姓莫不欣悦，藩镇莫不钦仰，一二怀奸之奄竖，何所挟以相抗？亦奚用屏人私语，若大敌之对垒，力不能支，思乘瑕而攻劫之乎！
　　
　　或曰：习已成，则其党已固；夺之遽，则其怨必深；环左右者，皆其徒也，伏弑械以求逞，宣宗所重虑者，未为过也。夫恶，唯隐而益深，故孔子成春秋而乱贼惧，发其所匿而正名之，则恶泄而不能再兴矣。夫宪宗、敬宗之不保其躯命，岂尝斥而夺之使激而成之乎？
　　
　　宪宗之弑，陈弘志虽伏辜而未正其恶；敬宗之弑，刘克明虽授首而未诛其党；内外交相匿，而后伏莽之戎有所怙以相胁。宣宗于此，正告中外，诘先君之贼，申污潴之讨，宣发其恶，显然于天下之耳目，则使有“今将”之心，抑知其无所匿藏而逃不赦之辟，又孰敢睥睨君父以逞其狂图哉？太和君臣唯不知此，是以伏兵殿幄，反受大逆之名，三相骈死于独柳，非外廷与谋而事机必败也。
　　
　　乃宣宗之为君也，以非次为宦官所扳立，反以贻怨于社稷之臣，故怀私恩、忍重辱，隐而不能发露耳。是以韦澳迁延自免，而不能为之谋，知其荏苒者之有所系也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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